“棉城杯”村社区运动会落下帷幕

[8]《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76－377页。

少年时期的许崇德，就学于嘉兴中学。20多年后重访京都大学时感慨万千，当时是30多岁的青年，如今是50多岁的中年人。

虽然签证手续复杂，但因有首尔大学法学院的邀请函，使馆在办理签证时提供了方便。他与同事合编宪法讲义，获得学界的普遍好评。权宁星教授的宪法解释学 1991年2月结束日本的访学后，应首尔大学法学院邀请，我前往韩国访学三个月。大体理由是，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集中两个月时间复习没有问题。这些话对我们是有触动的，课后同学们一起讨论宪法与经济发展等问题，虽然当时知识浅薄，但我们也开始感受宪法的重要性。

作为日本宪法学重镇之一的京都学派，虽与东京学派同属立宪主义学派，但在解释方法上却存在相当差异。1953年京都大学毕业，历任法学部助手、助教授。鲁达和齐泽克等人的这一努力引起了巨大争议，国内学界一般认为贱民与无产阶级存在质的差异。

(24)即是说，被排斥者面临的是失去共有物的威胁，革命的合法性当然也就不证自明了，这决定了它必须将革命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内在自然之共有物(人的生物基因遗传序列)可能为资本逻辑所直接支配。在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齐泽克的理论中，活死人的典型代表便是古希腊悲剧中的安提戈涅(Antigone)。一方面，齐泽克忽略了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一点——以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崇高使命，这一至高的价值诉求必将开启解决贫困等诸多问题的真正道路。

任劭婷：《从黑格尔贱民到马克思无产阶级的逻辑变革——现代自由的困境与出路》，载《哲学动态》2017第3期。在这个意义上说，齐泽克的确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更激进化了，这样的新无产阶级更具普遍性。

但齐泽克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二者的区别在于‘工人阶级是有关社会存在(social Being)的简单范畴，‘无产阶级则是有关真理(truth)的范畴，指名副其实的革命主体(revolutionary subject)本身(16)。无产阶级是一个建构性的政治主体范畴，马克思赋予了其特定的历史使命，这是理解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关键。到了1960年代后，这种原子式的个人成了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笔下的单向度的人。在他看来，这两种终结理论在政治哲学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后政治时代(post-political era)的到来。

这样，游牧的无产阶级极具革命潜能。齐泽克敏锐地观察到，当代最为关键的地理政治事件就是，在第三世界的大都市中贫民窟居民、难民等人口的数量出现爆炸性增长，而这些人口正是由失去土地的农民、失业工人等组成。而在第245节之后的章节中，黑格尔自然聚焦于如何防止贱民产生。在马克思关于阶级剥削的理论中，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是作为国家的公民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尽管这一权利是抽象的。

仅从这两方面分析，齐泽克的被排斥者就很难成为所谓的新无产阶级。在《导言》中，马克思就指出：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自然形成的贫民和基督教日耳曼农奴也正在逐渐跨入无产阶级的行列。

无产阶级这一概念被马克思寄予了其全部的政治希望与至高的政治理想。其次，被排斥者的现实来源是贫民窟居民、难民、移民等。

(22)Slavoj iek,"Lessons From the 'Airpocalypse' On China's Smog Problem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Jan.10,2017,http://inthesetimes.com/article/19787/. (23)Slavoj iek,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p.98. (24)Slavoj iek,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pp.428-429. (25)Slavoj iek,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p.92. (26)Slavoj iek,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p.424. 进入 吴冠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黑格尔 马克思主义 齐泽克 。在我们的后政治时代，经济是专家的事情，剩下的斗争只有文化斗争。无产阶级的聚集与同质化必将极大增强自身力量，从而真正联合起来。更进一步说，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除了已经存在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外，还包括那些潜在的、即将转变为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的人，这直接揭示了无产阶级的现实来源。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结构开始，揭示了作为个体的工人在合理化生产过程中被还原为自我算计、自私自利的原子式个人。文化之共有物(认知性资本的直接社会化形式，比如语言、传播和教育的手段等)大幅私有化的后果就是人类将陷入荒谬的情境：某一个人可能会合法地掌控我们基本的网络交流。

一方面，作为一个被马克思建构出来的政治主体概念，无产阶级具有革命的政治特质。⑤齐泽克虽然没有在此对所谓的新无产阶级概念作具体的说明，但从他之前的文本中可以得出，他所说的新无产阶级正是以贫民窟居民、非法移民等为代表的被排斥者(the Excluded)。

黑格尔的贱民问题并未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与深入研究。这也意在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阶级都能成为无产阶级，只有那些具有彻底革命的意识、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才能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精准地将这种现象称为时代错乱，甚至公开地呐喊出向德国制度开火⑥。所有的冲突都必须转化为文化的冲突。

但与经典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不同，被排斥者已经一无所失。(12)在这个意义上说，激进政治、解放政治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义表达。(1)无产阶级必须没有生产资料，而不是生活资料，更不是财产之产，无产意为无生产资料之产，因此将无产阶级理解为没有财产的阶级其实是一种误解，贫困不是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征。齐泽克首先批判了将无家可归的难民、非法移民等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式的无产阶级这种天真的观念。

三、政治主体：马克思与齐泽克在当代的相遇 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在思考如何在西方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中，并占据独特的生产位置，强调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进行革命。

政治解放只是解放了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进一步说，齐泽克并没有忽略无家可归的难民、非法移民等与资本合流的一面。

鲁达在该书结尾部分试图梳理出黑格尔的贱民与青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之间内在的逻辑性关联，认为二者的出发点都是市民社会中的贫困问题，马克思对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区分仿效了黑格尔对贫民与贱民的区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转变其实质就是从贱民到无产阶级的转变(from the rabble to the proletariat)③。齐泽克说过：人们应当抵制那种简单的诱惑，即把贫民窟的居民升华、理想化为一种新的革命的阶级。

齐泽克曾多次指出，马克思是现代解放政治的最杰出的代言人。齐泽克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而写的《今日马克思：末日将至……只是并非以我们想象的方式》(Marx today：the end is near…only not the way we imagined it)一文的题目鲜明地揭示出全球资本主义的末日之灾。②简言之，在黑格尔看来，贱民的产生是两方面要素的结合——贫困的客观境遇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内心反抗的主观情绪，这导致的后果就是人变得轻佻放浪，害怕劳动，以求乞为生。(21)他要追问的是：在传统的工人阶级之后，究竟应该由谁来填补无产阶级位置的空缺，成为革命性的政治主体？齐泽克的回答是：被排斥者，此时的无产阶级也转变为新无产阶级。

第二种对抗是所谓知识产权的私人占有，这揭示了后工业社会的核心矛盾所在，突出的例子就是数字化时代的微软公司成功地将无数工人在非物质生产(immaterial work)中额外形成的公共资源—— 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私有化。如果说黑格尔的贱民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之间明显存在逻辑上的断裂关系，那么齐泽克的被排斥者这一新无产阶级与马克思的经典无产阶级之间是何种关系？要回答被排斥者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必须首先回答究竟何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以齐泽克为代表的激进左翼思想家们把贱民与无产阶级关联起来的深层次原因——为当下重新建构新的革命性政治主体(新无产阶级)以突破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提供可能。所谓建构，即是说马克思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为了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号召工人阶级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自己的统治，无疑需要引入特定的概念，建构完备的政治理论，以之作为革命的先导。

齐泽克指出，矛盾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们的理想就是主动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正常的受剥削的无产阶级。政治解放意味着人从中世纪的神学幻想中解放出来，资产阶级完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得分离。